张燕生：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很大挫折，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又一次“压力测试”。国际社会在关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全球化之路如何走？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的十九大向全世界庄严宣示，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更加全面开放，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特别开设——

“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跨国公司的机遇”研讨会

围绕全面开放新格局展开深入讨论，共探更高水平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的新动力与新机遇。

“未来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发展需要更加开放。”近日，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重要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媒体专访，详细分析了“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系，为大会议题作先期解读。

张燕生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重要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记者：公报提到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应该如何而理解？这是对我国制造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张燕生：2050年我们要建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就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不动摇，而实体经济的核心必然以“制造强国”作为支撑。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制造强国”会涉及到量和质的要求。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核心就是“质量强国”。

“质量强国”的特定含义有二：一是讲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质量强国”首先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作为内生特点，绿色要成为制造业的普遍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根本目的。

第二，“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很大程度上是讲求供给需求、投入产出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后将依托国内市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内循环。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就像人的成长历程：一个人3岁会摔跤，8岁会犯错误，12岁时较为幼稚，18岁也还比较稚嫩，但随着经验积累，能力会不断提高。“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提出是中国的进步，是一步一步探索而来。

中国一路走来，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是现在对未来的认识，“十四五”收官之时可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记者：如何在“双循环”大背景下，解读“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张燕生：制造强国不是为了制造而制造，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制造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的需求是什么呢？50后60后都是饿肚子长大的，如今老龄化社会到来，他们希望“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70后80后现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生养下一代时，发现养育、生活成本太高，婴幼儿的看护和学龄前的照顾等让他们非常头疼。这也导致部分优秀的女性不得不回家做全职太太。如果她们不想回家，可能面临不生孩子、不结婚的选择。

1996年以后及2010以后出生的孩子是互联网时代长大的。他们和前几代人是不一样的。50后、60后后追求温饱小康生活，70后、80后追求优质生活，90后、00后的新生代孩子追求个性、多样性、主观体验，要有全球视野，因此需要“世界大脑”。

“十四五”要构建“世界大脑”就需要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包括中国、法国、德国、土耳其、印度等，这就倒逼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双循环”就是建立在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上。

记者：建设“交通强国”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张燕生：举个例子，国家发改委最近批准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之间快速轨道交通，目标是打造“一小时经济圈”，最远也是“两小时经济圈”。

在北京，不少人是住在昌平、顺义、通州，他们每天到城里上班通勤就要两个小时，而且高峰期进地铁站要排队三四十分钟。时间就是金钱，人才对交通所用时间的最大容忍度是半个小时。北京市民可能会觉得，北京发改委是不是应该向广东粤港大湾区的城市之间快速轨道交通学习？

刚刚提到“制造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北京市民有这样的需求，上海、广州、江苏、全国各地都有需求。交通的基础建设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至少20年。

另一方面，国家出台了海南自贸港规划、北部湾城市群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成渝双城经济圈规划，这里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级战略、重大的国家区域战略。如果打通亚欧大陆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意味着从欧洲到新疆到西南部、中南部，再通过陆海大通道进北部湾、海南、经过湛江出海。

去年成都双流机场旅客吞吐量5500万人次，修建新机场上6条跑道又能增加5000万人次。“新亚欧大陆桥”的搭建和陆海新通道的打通，使得西南的城市群今后会成为世界的综合交通的枢纽和中心。北部湾、海南、湛江等地区就形成相当于粤港澳大湾区一样的陆海大通道和腹地，形成更多的新增长点。

记者：全会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如何理解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应对战略？具体落实规划时，要注意什么？

张燕生：构建“双循环”、高质量发展就要统筹好三个重大关系：

一个是要统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过去我们构建全球供应链，讲究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讲究产品内分工、国际工序分工，讲究零库存、及时供货。

未来全方位国际合作的发展需要更加开放，而这个过程将更为关注安全。安全首先就是能够构筑国家的重大核心利益，包括供应链、粮食、能源、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安全，特别是重大科技创新产业链的供应链安全。

第二是统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五中全会讲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我个人认为，未来全球可能会出现“1934年的罗斯福新政”、“1936年的凯恩斯经济革命”，全球范围内政府的作用会增加，甚至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进行干预会常态化。

第三是统筹“双循环”格局中的开放和风险问题。全球化到了下半场，风险显著上升。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时，怎么能够保证自主可控核心利益？

回溯历史上曾发生类似当前国际环境的境遇，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大国之间的冲突对抗都会高频率发生。这时风险就会上升得非常快，因此要统筹开放和风险的关系。

记者：公报基于对经济发展环境尤其是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判断，“安全”、“国防”提及次数达到 29 次，创下新高。如何理解？

张燕生：预判“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面对挑战：一是WTO等多边体系变局如何应对；二是区域贸易协定排他性歧视性增强如何应对；三是科技、金融、粮食、能源等安全挑战如何应对；四是大国战略博弈对我打压阻遏如何破局；五是“一带一路”面对挑战如何化解；六是我国构建“双循环”经济圈如何战略谋划。

决策层的指示很清楚，第一，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下一步就是在在危机中寻新机、转危为机。

我们就像面对一场国际“拔河”，一边是某些国家极少数的右派、极右派，他们希望跟中国“脱钩”，另一边是绝大部分的其他力量希望跟中国合作。我们要保持平常心，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尊重基本的逻辑。

公报也提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治理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相信未来五年中国会做得更好一点。

国际社会公认，跨国公司牵手中国，意味着发展前景天高地阔。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跨国贸易投资大幅萎缩，但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持续看好中国，在中国长期经营发展的战略没有变。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中国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以开放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