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中美贸易摩擦，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巨大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会滞后，我们称这种滞后为J曲线效应，真正的影响可能要到2020年前后才会达到顶峰。全世界都把美国对中国 2000亿的出口加征关税视为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真的加征关税，我们一定会看到全球供应链、贸易、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都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会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我们通过CGE模型做了一些模拟来预测贸易摩擦会怎样影响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形势。我们发现，影响会在2020年逐步达到峰值。

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关注着市场的波动和FDI减缓，我们也关注着中国的贸易在放缓后迅速反弹。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增长。我们需要财政政策，同时还需要一点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促进和保持农村、农业、科技和消费领域的合理增长。6个月之后的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趋于稳定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在贸易摩擦发生之前，中国正在去杠杆。因为当时中国负债率非常高，影子银行问题非常严重而且极不透明。所以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我们打击了影子银行，降低债务率。贸易摩擦发生之后，情况发生变化。现在我们由去杠杆的变为稳杠杆。同时，我们还在清理影子银行，现在很多影子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比较平衡了，透明度也有所改善，资产管理公司和P2P公司也已经得到清理。中国的金融行业与去年相比已经更加健康稳定了。

在稳定金融市场的同时，中国也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习近平主席在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公布了新的市场开放举措。中国将扩大开放金融市场，允许100%的外商持股权和开放金融行业。中国还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中国将会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是改革开放。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中国需要开放自己的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产业，中国也正在这么做。这些措施需要花一些时间落实。我们看到外国企业已经跃跃欲试，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情况也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开放政策符合国际标准和规则，会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更加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

所以到2020年，我预计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尚未触底还会继续放缓，但会维持在6%左右。但是，经济会变得更平衡。同时，新的改革开放会使我们更加与世界接轨，更加符合国际规范。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国和美国恰好处在不同的经济周期。美国的经济现在正好处在上升周期的顶端，有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有最强的金融部门，但是，美国经济接下来会出现下滑，而不会继续上升。中国处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国经济过去几年一直在放缓，增长率从10%逐渐下降到6%，虽然有一定的反弹，但仍然不够强劲，仍然处在软着陆中。中国金融市场也处在底部，所以如果中国采取合适的政策，那么中国经济可以而且应该上升。由于两个经济体处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我觉得在2020年相对美国，中国将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当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如此简单，中美贸易摩擦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考虑到2020年或更早我们可能会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市场波动加剧，我们可能需要全世界共同努力采取行动来解决贸易摩擦，来支持全球贸易秩序，支持世贸组织改革，支持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中国会通过与世界上所有的伙伴合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此后，朱民与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帕斯卡尔·拉米：

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想问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朱民：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中国的人均GDP约为8000多美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在北京才看到那么漂亮的楼房。我们有13亿人民，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这样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情况独一无二，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国内政策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情势。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建立更好的全球治理架构，来支持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比如，针对您真正关心的问题，中国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支持世贸组织的改革。中国也正在关注包括气候变化和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改革在内等国际性问题，中国还应该在支持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事可以做。还有在国内，中国的政策应该更好地与国际标准和原则对接。

帕斯卡尔·拉米：

谢谢，你在发言中也提到了，你的观点是我们会看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先生40年前推出的，习主席也多次说到改革开放再出发。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在你看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能否兼容中国这么大的国有经济部门？

朱民：

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是一个大问题。在过去6个月里中国宣布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都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现在，我们觉得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高质量、高效率和高生产力，减少收入差距。这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过去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和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所有的政策举措都是为了服务中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国际规则。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里，中国是全球大家庭的重要部分。我们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国有企业改革：使国内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平等是很重要的；建立中国核心的产业部门，培育中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涵盖面广，在过去几年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共识中，竞争中性是关键原则，这条原则借鉴自欧洲。此外，全世界都有各式各样的补贴，让补贴越来越透明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规则。让企业管理层和企业对国家对人民更加负责，我觉得国有企业改革会朝着这个方向持续进行下去。

帕斯卡尔·拉米：

第三个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谈到世贸组织的改革，人民银行的前行长周小川和现任行长易纲近期都提到了竞争中性的概念。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在补贴方面接受更为严格的WTO规则？

朱民：

我觉得竞争中性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一项国际规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会支持WTO改革，在WTO的框架下接受包括竞争中性在内的规则和条款。这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很重要。我非常高兴看到周小川行长和易纲行长提到竞争中性的概念，并且也很乐意看到竞争中性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竞争中性确实是中国未来努力的方向。

帕斯卡尔·拉米：

第四个问题，也是我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攻势，现在中美两国协商停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了会晤，提出了90天的停战期。你认为在这90天会发生什么？贸易战是否会终止？两国的贸易争端能否和平解决？如果两国的贸易争端最终和平解决，中美之间会达成怎样的妥协？如果无法解决，前景会是怎样？

朱民：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真诚的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在90天内达成协议。如果美国政府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冲击，会大幅改变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会给世界传递中美脱钩和全球贸易体系衰退的强烈信号。所以中美两国在90天内达成一致至关重要，以避免关税的征收。

中国愿意妥协。中国贸易盈余其实非常小，只占到GDP的1.2%，只是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高度不平衡。中国降低与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会带来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本改观。如果中国成功降低了贸易盈余，那么美国会与欧洲、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发生贸易争端，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长期维持在3%左右。

中国愿意缩小与美国的逆差。中美之间有协商的空间，包括农产品、能源、商品、高科技、机械和电气产品。中美之间有很多领域可以共同合作。但同时，有一些政治问题演化成了贸易问题。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是一个贸易问题，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贸易方面，用贸易措施来解决贸易摩擦，不要超越贸易层面把问题政治化。如果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掺杂进来，那结果就很难讲了。特别是特朗普总统非常反复无常。我认为90天之后，我们会有成果。但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90天内达成交易可以为未来（之后6个月或者12个月）的谈判打好基础。这样我们就离在2020年之前解决贸易摩擦更近了一步。我已经清楚地预见到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会下滑，市场风险会上升，所以我们特别希望90天之后中美两国能够达成交易，并且在未来的12个月能够改善经贸关系。

帕斯卡尔·拉米：

非常感谢，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不管在这90天内会发生什么，比如中国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更多的大豆、更多的能源或更多的机器都不足以解决核心的问题，并不能带来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仅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一个多边问题，需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谈判解决。欧洲正在设法与美国和中国谈判，以最终达成某些协议。这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情景。

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说目前的贸易摩擦会影响和损害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如果您的预言成真，如果美国股市对贸易摩擦反应过度，是不是会给特朗普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收敛一些？毕竟特朗普把股市看作（他执政的）风向标。因此，股市糟糕的表现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请问您是否同意我对您的谈话的解读？

朱民：

我不敢苟同。帕斯卡尔，您说您只问4个问题，你怎么问了5个？我明白您的意思。首先从短期来说，贸易摩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温和，但是对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但是因为J曲线效应，贸易摩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2020年才会达到最大，这是我强调的第一点。

我理解您的务实观点，认为贸易摩擦为股市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特朗普希望保持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他会表现出一些克制，缓和他的语言，把贸易摩擦稍稍降温。他的确有可能会这么做，我同意您的观点。因为股市不断升高的风险目前的确限制了美国的贸易政策。但是我想强调一个原则问题，就是贸易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问题，而不是双边问题。我们应该用多边方式而不是双边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一国受股市波动的影响来调整贸易政策，将贸易政策与市场的波动挂钩，我觉得会有一些暂时的作用，但不会根本性地解决问题。